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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 | 刘 军:北魏皇甫驎墓志与安定皇甫氏家族

刘军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4-02-05

清咸丰年间出土于陕西鄠县的皇甫驎墓志,反映了北魏安定皇甫氏家族的际遇和发展。志文记录志主的仕宦履历,对于了解其家世门第和人生轨迹极具参考价值。安定皇甫氏本为汉晋关中著姓,但在北魏中前期渐趋沉沦,跌至寒士次等门第的层位,本文通过皇甫驎的仕途艰辛和晋升经历,论证了秀才出身在当时是寒素改换门庭的有效途径。这一方式是后世科举制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推进社会流动之功用。

北魏皇甫驎墓志与安定皇甫氏家族



刘 军


安定皇甫氏家族在汉晋时期是今宁夏地区的名门望族,在中央也形成相当的政治势力,其历史传承悠久、家学底蕴厚重,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享有盛誉。因此,这个家族被视作剖析中古关陇著姓的样本,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然失于偏颇简略,对皇甫氏在北魏时期的发展境遇缺少动态的连续考察。这固然是资料匮乏使然,但也与其地位衰落遭世人漠视有关。唐长孺先生论及当时关中士族门第升降状况曾说:“当陇西李氏煊赫一时,列于最高门阀之时,西晋时自恃豪族,欺压李族的安定皇甫氏在魏却很冷落,《魏书》中列于附传的还是景明元年(500)随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的皇甫光一家,可知景明以前,北方没有皇甫氏的显贵人物。虽然皇甫仍不失为西州著姓,却远不能与陇西李氏相比。二族的升降正好说明当代官爵的重要远过魏晋旧门”,并注引《皇甫驎墓志》为证。该论断极具启发性和指导性:一是判定皇甫氏地方大族次等阀阅的地位,与全国性一流大族陇西李氏差距悬殊;二是指明体制内的官爵因素对其门第的决定作用,为后续研究开辟了路径。翻阅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和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有安定郡秀才皇甫驎墓志(全称“魏故泾雍二州别驾安西平西二府长史新平安定清水武始四郡太守皇甫君墓志铭”),载其仕宦履历清晰完整,是难得的优质素材。而通过对北魏门阀士族与仕进制度的先期成果进行系统扫描,恰可佐证上引唐长孺先生的论证。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尚祈业内专家批评指正。

一 皇甫驎墓志所载履历丛考

北魏皇甫驎墓志于清咸丰年间在陕西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出土,志石刊刻于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高117厘米,宽70厘米,全文23行,每行40字,书风融汇南北之长,飘逸秀美、挺拔俊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也大加赞赏。志主皇甫驎,441年生,515年卒,享寿七十五岁,史书无载,志文详录其职场履历,是至为宝贵的第一手素材。众所周知,中古墓志的撰写主要取材于逝者门生故旧在其死后专书的行状,兼及谱牒、家传,皆当时人描述当世事,虽不免溢美浮夸,但生平履历的准确度还是毋庸置疑的,品质远胜后世修撰的前朝正史。下面将就志文所载皇甫驎的仕宦履历逐项拆分、递次解析,期待从中找到寒族门第升进的规律。

志文载:“早延休誉,夙播高问,刺史王公召简高梁,澄练泾土,尔日搜扬,无先君者。辟君为州都。”皇甫驎故籍安定郡朝那县(今宁夏固原),北魏时隶属泾州。查清末民初学者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泾州”条,王姓刺史只能是献文帝皇兴二至四年(468470)在任的王树。他辟除皇甫驎为州都(即州大中正),已年届而立。必须强调的是,地方州郡政府是长官以私人身份友情邀约基层缙绅或其子弟合作共建的,后者冠以别驾、治中、主簿、从事史等头衔,既代表民间自治秩序与官府沟通协商,又负责协助官府政令的传递与贯彻,是衔接政权与社会的桥梁和媒介,兼具官、民二元属性。因其没有固定编制及职级待遇的相关规定,故不能视为朝廷正式官僚,皇甫驎供职州府也就不算仕途的起始,顶多称得上是体制外的一段履历而已。

志文续载:“君铨才举弟,称允群望,平直之选,歌声满路。刺史嘉告忠笃,即拜为主簿。”北魏是中正职权的弱化期,中央人事实难插手,只能过问地方政府的组织人事。州府属僚一如朝廷百官,须经中正访第授职,按家格门第对号入座,间接起到衡量门第并为地方望族排行的作用。操作如若公允,即得“水镜”之赞誉。皇甫驎正是因为恪守此道,荣获刺史表彰,升任州府主簿。足见,州府里主簿的地位高于州都,从州都到主簿或许是一条固定的晋升通道。当然,主簿和州都作为州府僚属,都不是国家正式在编的官职,皇甫驎此时仍未涉足仕途。

志文续载:“即年中,复贡秀才。君仁恕宽洽,接赉深到,共事之处,无不乐仰。”汉代创设的秀孝察举制度北魏依然保留,秀才、孝廉分别以州、郡为单位举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考试选拔的公平因素,尽管在成绩评定方面也要斟酌门第因素,但激励上进、防范怠惰的功效却是不容抹杀的。秀才须通过中央射策考试方能入仕当官,成绩与代表仕进资格的乡品直接挂钩。问题在于,士族既可在九品官人法体制下直接门荫入仕,又何必多此一举,参加难度大且风险高的考试依常理推想,必有优厚待遇的诱惑使然。那么,秀才出身究竟附带哪些利益,又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士族争取,皆为值得思索的课题。

志文续载:“延兴中,泾土夷民一万余家,诣京申诉,请君为统酋。然戎华理隔,本不相豫,朝议不可。圣上以此诸民丹情难夺,中旨特许。”北魏泾州地处西陲,境内遍布氐羌等部族,十六国政权曾广设护军予以羁縻。北魏委任领民酋长统筹管理。据《刘玉墓志》:“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斑例亚州牧。”估计与皇甫驎职务相似,其班例若逊于州牧(五品单车刺史),按北魏前期通行的晋品令衡量,应定为六品官。既为朝廷正式品官,便可视为皇甫驎的登仕起家官。此职是尊重民众舆情,由州主簿凭借秀才身份破格晋升,可逆推州主簿的地位顶多相当于七、八品官。至于秀才出身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助推作用,留待后文详论。延兴是孝文帝的首个年号,即471476年,皇甫驎在此时段已过而立之年。

志文续载:“太和廿年中,仇池不靖,扇逼泾陇。君望著西垂,勘能厌服,旨召为中书博士加议郎,驰驿慰劳。陈示祸福。”仇池是氐族杨氏在陇南建立的藩属政权,此时内乱频仍,殃及泾州。皇甫驎自延兴中(471476)监管氐羌,至太和廿年(496)出使镇抚乱民,历廿年之久,此时已过知天命之年。其使职为中书博士加议郎衔,当时官品已由晋品令改换太和前令,晋令中书博士六品、议郎七品,综合职级以高标为准,即六品官,皇甫驎由六品领民酋长转任此职,看似平级调动,实则从地方官府跻身中央官僚序列,何况还是清望度较高的中书官佐。太和前令定中书博士(改称国子博士)为从五品上阶,地位照比晋令有一定提升,由于北魏格外重视官学教育,其实际待遇要超过以往,汉人士族对此趋之若鹜。

志文续载:“凶顽尽悟,面缚归降,动有数万。刺史任城王嘉其远量,表为长史。君策谋深玄,声震朝庭,复除为清水太守,领带军镇。”皇甫驎奉旨宣慰,功勋卓著,引起刺史注意,经启请出任地方军府长史,兼带治下郡太守和镇将。此军府据篇首结衔题名,军号应为“安西”。查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太和年间历任泾州刺史并无安西将军、任城王(元澄),疑为史书阙载漏记。任城王元澄乃景穆皇孙,论王爵承继次序为始蕃王,其幕府长史位列从四品上阶。皇甫驎由从五品上阶的中书博士调任该职,提升幅度突破实职官逐阶升迁之常态。另需说明的是,北魏方镇长官统筹军政,军府与州府并置,州府设置如前所述,军府与之相比地位更高、权力更大,办事人员有长史、司马、诸曹参军等,皆系朝廷委任的正规朝官。

志文续载:“景明元年中,旨格初班,简选台资,穷尽州望,除君为别驾。而君佐弼有方,民士悦乐。从景明三年至四年,督护新平、安定二郡事。”宣武帝景明元年(500),花甲之年的皇甫驎从泾州军府调转州府,所任别驾乃“纲纪”僚属之首席,是备受士林瞩目的清职,同时兼管辖区两郡事务。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发现东晋、南朝地方军府与州府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人员流动关系,“因此,必须设立某种在两者之间共同的标准,以区分上下等级。根据《晋书》卷八三《车胤传》,车胤在桓温任荆州都督、刺史时,由荆州从事史迁主簿、别驾,再转任征西将军(都督府)长史。州的最高属官为别驾,仅比军府长史低一级。⋯⋯州官、府官和中央官之间开始人事交流,因而要设立一个区分品级上下的标准。换言之,这意味着州官也开始被编入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之中。”皇甫驎这段履历与宫崎所举车胤的事例恰好相反,不是从州府到军府,而是由军府到州府。北魏尚无证据显示别驾比长史低一级,甚至不排除别驾高于长史的可能,综合判断,视二者平级较为妥帖。如此说来,皇甫驎虽为别驾,却享受不低于从四品长史的待遇。

志文续载:“正始元年中,河州刺史梁公以关塞地崄,非贤不御,而君矛猛互张,善能绥抚,复表为武始太守。”宣武帝正始元年(504),皇甫驎调离泾州,转任河州(今甘肃临夏)治下武始太守,重回朝廷品官序列,时年六十四岁。北魏地方行政单位按户籍多寡区分上、中、下三等,长官的品级相应地产生差别。武始郡户数等级不详,太守品级也就无法确定,只好通过迁转顺序大致推测。皇甫驎此前担任从四品长史、别驾,此后转任从五品平西长史,则武始太守的品级应介于二者之间,定为正五品中郡太守比较合适,因为官场无论升降,均应循序渐进、平缓和顺,防止陡升陡降。而且此次降职任命,绝非贬谪,恰如墓志所云是为紧急应对边患危机的权宜之计,日后必能获得补偿。

志文续载:“正始三年,秦泾叛逆,大军征讨,都督杨公以君权略多端,深达军要,表君为都长史,特禀高算。”正始三年(506),六十六岁高龄的皇甫驎再次入幕征伐。其府主都督杨公,据皇甫驎墓志篇首结衔题名知其军号为“平西”,此人必是杨椿。《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椿传》载:“寻以氐叛,拜光禄大夫,假平西将军,督征讨诸军事以讨之。”据太和后令,平西将军位列正三品,正三品将军长史应为从五品,照比先前职务正五品武始太守又降一阶,诚如前述,这不能视为贬降,只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变例。

志文续载:“君虽胄籍安定,坟井在雍。正始四年中还乡。刺史元王以君量勘执物,复表为别驾。君辞以夕年,冲让不许。王重加厚礼,频命乃就。”正始四年(507),年届七旬的皇甫驎卸任归家,又获雍州刺史辟命,推辞不成就任别驾,直至去世,这也是他仕途的终点。需要说明的是,皇甫驎故籍泾州安定,但落户雍州,故有此任命。如前所述,州府别驾的地位绝不低于军府长史,故其仕宦顶点为从四品,在连续两次降级之后回归原有品位,算是朝廷对其功劳的认可。

志文末载:“历名宦,垂登方岳⋯⋯方应进登台鼎,永垂高试,昊天不吊,春秋七十有五,遘疾不损,薨于家。”皇甫驎病逝于延昌四年(515),享年七十五岁。时人高度评价他为稳定关中作出的丰功伟绩,一致认为他具备跻身台鼎,即备位三公的资质和能力。也就是说,按照仕进制度,皇甫驎预期的仕途巅峰绝非地方上的雍州别驾,而应是中央领衔群臣的三公之职,这种舆情在当时是有充分依据的,不能简单地视为恭维。

通观皇甫驎墓志,仕途履历无疑是核心内容,契合中古门阀士族体制官僚的本质属性。与同期其他史传、墓志相比,皇甫驎的履历记述清晰完整,更难能可贵的是,每次任职的背景和时间都交待得十分清楚,为后人把握其迁转规律和仕进特征提供了极大便利。下文将就此展开,通过皇甫驎的个案探讨仕进路径与家世背景之间的逻辑关联。

二 志主皇甫驎履历呈现的仕进特征

中古门阀社会奉行贵族流品主义,根据家世出身配置权益资源,形成主流歧视旁支、强势欺凌弱势,不同阶层泾渭分明、封闭隔离的局面,不仅良贱有别、士庶天隔,即便士族内部亦存在等级鸿沟。这个社会总原则具体投射到仕途竞逐方面,突出表现为不同门第者站在位置不等的出发线上,听候顺序不齐的起跑发令,沿着长短不一的赛道奔向宿命般各自归属的终点。每个阶层都有自己专属的职位、前景、发展平台和晋升通道,由此归纳出的仕进特征俨然身份铭牌,极具等级辨识意义,使人一目了然。一般说来,高门士族普遍具备弱冠登仕、高阶起家、频历清显、破格超迁、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特征。不妨综合皇甫驎的入仕年龄、起家品级、迁转间隔、职务类型、仕进顶点五项标准,锁定其所从属的层级地位,其家族整体贵族性的高低亦可据此管窥。

首先,皇甫驎入仕起家年龄相当晚。据前文考证,可知皇甫驎正式就任品官至早也是孝文帝延兴年间的事,那时他已年过而立。中古贵族子弟弱冠(二十岁)前后入仕乃为常态,汇总江左典章的萧齐规定:“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这专指异姓臣僚而言,至于尊贵至极的皇族,名为弱冠起家,实则通过改小弱冠年龄至十五岁的办法间接地整体提前入仕。遍检史料,北魏宗室和异姓贵族起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十八和二十一岁。照此标准来看,皇甫驎入仕的确过晚。或可认为,南朝后期尝试推迟士族起家年龄至而立,惟策试合格的官学生、挽郎等卓越分子得以破例,以激励贵胄子弟奋发进取,北朝难道不会引进摹仿问题是皇甫驎在入仕前已被本州举荐为秀才,须知此乃当时最高档次的功名,诗赋文章必定精妙绝伦,这般优秀的人才应该优先照顾,又怎能延缓入仕呢既然起家年龄的早晚是衡量门第高低的标尺,不排除门第因素拖拽了皇甫驎的后腿。

其次,皇甫驎的起家官是领民酋长,更稳妥地说是中书博士。两职按他入仕时通行的旧品令衡量俱为六品。之所以没有援引太和后令定等,既考虑到法律条文“即时从旧”的适用原则,也为规避后令正从品、上下阶的细密划分造成的无端困扰。分析起家官品的要义在于,它能起到折射门第的作用。这就需要借助宫崎市定的研究成果:“获得乡品二、三品者,可以从六、七品的上士身份起家。其次,获得乡品四、五品者,可以从八、九品的下士身份起家。⋯⋯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当起家官品晋升四等时,官品与乡品等级一致的原则。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想来会允许在上下浮动一个品级的范围内酌情调整。”意即起家官品与象征门第的乡品保持四级左右的差距。皇甫驎六品官起家,自然对应二品乡品,匹配士族阶层的一般高门。当然,他也可能是寒士中乡品三品的次等门第,因举秀才的缘由破格起家。而中书博士是北魏前期授予汉人士族最为常见的起家官,皇甫驎的士族身份至少在起家环节是得到充分保证的。

再次,皇甫驎仕途迁转相当迟缓。如前所述,他早年在泾州州府历中正、主簿,再举秀才,直至担任领民酋长正式登仕,这期间耗费十余年宝贵时光;滞留领民酋长任上竟长达二十余年;再入泾州州府任别驾到调任河州武始太守又迁延四、五年;最终在雍州别驾任上耗尽人生最后的十年光景。至于品级,始终在四、五品间徘徊,平缓的势头不温不火。一般来说,高门士族仕进倾向火箭式的飙升,提升速度越快越好、间隔越短越好、职务越多越好、幅度越大越好,以期在仕途竞赛中先声夺人,尽快兑现门第赋予的仕宦资格,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背离此道者无疑门第稍逊,宫崎市定描述道:“好像所有的寒官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交际范围狭小,故极少能够发现其他美差而迁转。一岁数迁是名流贵族所夸耀的,与之相反,寒士只能一直忍耐在同一职务上,这是寒士的命运。因此,在阅读列传的时候,得出担任的官职越多就越是出自名门,而经历简单的便是寒官的结论,应该不会错。”宫崎举出南朝宋、齐庐江士族何戢的履历,统计结果平均每年晋升1.6次,每次晋升仅需0.6。相形之下,皇甫驎境遇坎坷,着实不符高门士族的特点。

复次,皇甫驎的仕宦场域基本集中在地方:一是州属序列,泾州中正、主簿、别驾和雍州别驾;二是军佐序列,泾州长史和平西都督长史;三是州郡序列,历清水、新平、安定、武始四郡,缺少入朝为官的经历。换言之,其势力盘踞关中地域,大抵以泾、雍二州为根基,有限度地向河州边陲延伸,但尚无法跻身中央。该态势比较契合地方望族的特征,实难与全国性的名族相提并论。众所周知,中古有“四姓”之谓,《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谱系类后序给出解释:“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唐长孺先生以家族势力所及的范围分别予以界定:郡姓乃为基准,其中门阀超越州郡、上达中央者的右姓(或四姓)为四海大姓;难入四姓的非右姓,势力达到州者为州姓,势力仅及县者为县姓。据此衡量主要供职州府的皇甫驎,无疑是郡姓中非右姓的寻常存在,判定为地方性的州姓应无问题。其志文明载:“景明元年中,旨格初班,简选台资,穷尽州望,除君为别驾。”宣武帝景明年间,士族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全面推进,阀阅等级序列与选官资格标准业已确立,故皇甫驎得以“州望”,即州姓之门第入选别驾,笔者的推测由此获得证实。

最后,皇甫驎毕生仕宦的顶点为从四品,仅及士族的准入资格线。中古门阀社会唯门第是从,仕途不仅起点,终点亦由门第决定。按宫崎市定的讲法,代表门第等级的乡品本身又是对未来仕途前景的预判,士族一、二品乡品分别表示具备担任一、二品官员的潜质。笔者认为,门第与仕进顶点的关联并非如此精确的定点对位,而应是概略式的区域对位,以此杜绝主观误判的发生。具体而言,乡品一、二品的士族分别享有跨越三品公卿线和五品大夫线的资格,只要寿命足够长且不要无事生非,即可坐等各自职场巅峰的到来,这才是九品官人法维护门第秩序的核心机理。尽管仕途末段要比前端遭遇更多、更复杂的意外因素,但通过平安长寿者的仕进顶点仍可对其家世出身加以推测。皇甫驎宦海沉浮五十年,偶然因素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被逐渐荡涤,故从四品就是仕进制度当初赋予他的资格上限,据此可知他在士族中顶多处于次级地位。至于世人曾经怀有的三公之期许,只能说明其家族势力还有继续上升为一流高门的空间和契机。

三 志主皇甫驎的门第升进与秀才出身

根据皇甫驎墓志所载履历,我们归纳其仕进特征如上。贵族流品法则使之具备家世出身的标定意义,基本结论是系士族中地方性的一般高门,甚至不排除寒士次等门第升进变成士族的可能。下面我们将利用志文记载的世资和婚媾信息对该结论进行验证。转入正题前,有必要介绍下计算世资的方法。首先在志文中截取清晰明确的三代(曾祖、祖父和父亲)官资,如无三代,起码要保证两代有效;而后参照晋令设定各自品级,累计总数再除以世代基数,求取世资均值,结果若有余数,作四舍五入处理。均值一至三品者为一流高门,均值四、五品者为一般高门,此为士族;均值六、七品者为寒士次等门第,均值八、九品及白丁者为布衣寒素。这种区划法比较符合时人的思维习惯,分别照应上古宗法分封体系的公卿、大夫、士、庶民四大层级,操作起来简便易行,能够得到多方面证据,尤其是起家研究的支撑。有此技术前提和成果储备,不难分析皇甫驎的家世门第。

志文载皇甫驎阀阅世资:“卿士之苗胄,渡潦之琼胤,荆州刺史之孙,辟主簿州都处士之元子。金紫扶疏,冕冠今古,风节朝略,载在史籍。”文中“卿士”“渡潦”皆指安定皇甫氏汉代之远祖。史载,东汉皇甫棱、规祖孙皆授度辽将军职,皇甫驎无疑源自该支系。不过,北魏统计世资以曾祖、祖父和父亲近世三代为准,汉晋旧族的根底仅供参考,不起决定作用,恰如唐长孺先生所论,决定门第的是本朝“当代轩冕”,而非祖先“冢中枯骨”。故皇甫驎汉晋先世的荣耀可忽略不计,父祖当代的官爵才是核算的重心。以其父祖供职时使用的晋品令衡量,祖父为未带军号不统兵的单车刺史,位居五品;父亲为州府属僚主簿、州都,政典品令虽无明确记载,却可依照前文所述升迁顺序形成的比视等级对待之,其效力相当于七、八品官。据此计算两代世资均值,得数是六、七品,对照阀阅等级序列,也就是寒士次等门第的水准。

中古士族社会婚宦并重,婚媾与仕宦在评定门第方面是等效的,母系的家世亦可折射父系的等第。宫崎市定发现并成功运用这个规律:“要根据各家祖先的任官履历以及婚姻关系来确定门地,再依门地定任官的上下先后。在南朝,婚姻关系固然也是确定门地的重要条件,然而,南朝大部分门地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自然形成,同等门地之间相互通婚,因此,只要不是特殊情况一般不成为问题。但是,北魏的汉人社会遭遇特殊的情况,即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因此,其官场荣显与否受到运气的左右,不能仅仅根据这一点来决定门地。反而是婚姻关系更能够正确地反映门地,所以特别受到重视。无论多么有名望的族人,如果错误地和寒族通婚,门地都会骤然下降,连累整个家族。”接受汉化洗礼的北魏既然恪守门第婚姻的准则,利用姻戚的家世反观父系门第就是非常合理的选择。恰好皇甫驎墓志留下宝贵的婚媾资料可资利用,文末载:“妻安定梁氏,主簿郡功曹洪敬女。妻钜鹿魏氏,镇西将军、内都太官、黄龙镇将、赵兴公留孙女。”皇甫驎与原配梁氏同为安定大族,岳父梁洪敬,也在泾州地方政府供职,由郡功曹至州主簿,级别与无异,亦属寒士次等门第,双方门当户对,又局限于本乡本土之共同地域,孝明帝的外祖父安定胡国珍也联姻皇甫氏,生下日后垂帘听政的灵太后,显系地方势力的内部联结。续娶钜鹿魏氏,婚姻圈扩展到河北,不仅突破了乡梓的局限,而且实现了门第的跃升,岳父魏留孙官至三品镇西将军,已属一流门第的层位,标志着皇甫驎从寒士到士族的蜕变,这桩婚事的缔结似应发生在他改换门庭之后。两任妻室综合评估,前任世资七、八品,续弦世资三品,均值约为五品,总体处于士族一般门第的层级,这比较符合皇甫氏的家族定位。

中古士族注重社交圈的营建,交际对象也要遵循门第对等的原则,士林惯常把出身等第和志趣取向相仿者归并整合,通统进行评价,给予所谓“联璧”之类的美誉加以标榜。士族为抬高身价,社交选择往往相当狭隘并带有明确的指向性,故其家世亦可通过结交对象的门第予以反观。按中国的传统习俗,生前的情谊突出体现在死后的助祭吊丧环节,为故旧至交撰写行状、墓志、碑文,敬赠挽联是常见的方式。皇甫驎墓志在志铭和颂词之间记录了墓志的作者:“前雍州主簿、横水令辛对与君缠笃,临棺悲恸,弥增哀忉,遂寻君平志,刊记志石。”志文的作者辛对,或许出自关中旧族陇西辛氏;其官职雍州主簿和横水县令既可能是同时兼任,亦可能是前后递任,级别不过七、八品而已,与皇甫驎早年经历类似,他既与交好,说明二人家世出身大致对等。

综合婚宦、社交几方面因素,基本可以判断,皇甫驎在制度层面是出身寒士的次等门第。表现在仕宦履历上,他年过而立方才登仕,久居关中地方政府,迁转间隔时间超长,这些都是寒士固有的仕进特征。但另一方面,皇甫驎的仕进确也享受过士族一般门第的待遇,比如以搭配二品乡品的六品官释褐起家,起家官效力值通过新、旧品令体系间换算展现的大幅跨越,起家后首迁泾州长史的越级超升,仕宦顶点逾越五品士族准入资格线,曾任士族垄断的清望官中书博士等,表明他有挣脱阀阅流品桎梏向上流动的趋势,而第二段婚姻择偶标准的显著提升恰是这种蜕变的表征。在身份世袭、阶级固化、资源封闭、对流停滞的中古时期,皇甫驎何以从寒士中脱颖而出,跻身上流精英社会,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其他旁证出现以前,就现有资料来看,助推皇甫驎逆袭的关键因素只能是秀才出身,这启发笔者对中古士族门阀社会进行深入的再认识。诚然,当时的社会结构封闭固化,资源分配唯门第是从,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支配全社会的贵族主义凸显权利地位的等位再传递、原样再复制、自我再生产的流品机理。但是,南北胡汉统治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贵族体制窒息生机活力的弊端与危害,他们在保证门阀制度整体稳固的前提下适当开启阶级间流动的缝隙,一方面为卓越的寒素英杰提供施展的舞台,另一方面则力图激发并保持士族既得利益者的进取精神。在此问题上,现有的认识是,梁陈以提早入仕为诱饵激励士子求学上进,回归传统贵族气质修养之本质;北魏则深度调整新品令的设计布局,在流内九品的末梢,即从八至从九品区间,前所未有地为寒素敞开进身士流的大门。不过,我们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秀孝察举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改换门庭或巩固门第的作用,否则士族人物何必画蛇添足,主动放弃九品官人法赋予的自动入仕的资格,甘愿迎面试经、策论等高难度考试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城市国家孕育的公平精神并未在中古贵族主义甚嚣尘上的环境中泯灭,相反以一种曲折的面相保存下来并积蓄力量,等待生机勃勃之新时代的到来,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宋明对流社会的繁盛无不是其开花结果的表现。

话题最后回到皇甫驎和安定皇甫氏家族上,按照北魏厘定姓族的相关制度核算世资,其等级是寒士层位的次等门第,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称之为“小姓”,等同于郡姓中的非右姓。与汉晋相比,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已大大降低,破落的程度恐怕比唐长孺先生的判断还要凄惨,充分证实了士族门第升降的理论:没有长盛不衰的旧族,任何一朝门阀都是因缘际会、趁势崛起的新贵,旧族与新贵的矛盾运动贯穿中古贵族社会始终。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年被皇甫氏鄙夷不屑、千方百计打压的陇西李氏,此刻变身拓跋君主的上宾,进入王朝核心权力圈,位列全国性四海大姓之五姓七家之一。套用俗语,三十年河东河西,道破族际竞争的时运轮回和盛衰无常。所幸皇甫驎入选泾州秀才,帮助家族触底反弹,回升到士族一般高门的层位,墓志所载履历和婚配信息对此均有所体现,“州望”即是对此全新身份的官方界定。关于北魏秀才出身对门第升进的意义,唐长孺先生已有论述,其要点是:秀才逐渐放宽门第的限制,通过严格的考核,既能保证士族子弟家学底蕴的优势,又为寒士英才入仕开辟了道路;举荐秀才顺应了寒素势力壮大的事实,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诉求;秀才未来发展的道路必然是否定门第取人的习惯,奏响后世科举制的先声。皇甫驎仕进轨迹的转变与安定皇甫氏家族的上升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宋仁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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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北魏皇甫驎墓志与安定皇甫氏家族》,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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